[转帖] 铁窗下的粉红三角

转自“桃红满天下”

存在非常暴力、黑暗的内容，请考虑自身接受度再阅读

此文缩译自海因茨·海格所著的《戴粉红三角的人》，描述的是同性恋囚犯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悲惨经历。同性恋直至在最近仍然背着“罪”与“病”的骂名，因此同性恋囚徒在纳粹集中营的遭遇一直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直到七十年代初才见天日。“桃红满天下”将这段历史首次以中文刊出，以供参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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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初恋

1939年3月，22岁的我进入了维也纳的一家医学院念书。当时奥地利已经被第三帝国吞并，但我向来不关心政治，所以也没有参加任何纳粹学生组织。

我父亲任职于政府，官阶不高。他是位很严于律己的人，总是要求我们心平气和地看待一切。我母亲在我和三个妹妹的眼里，简直就是慈爱和善良的化身，我们与她无话不谈。虽然我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们从小教导我们要尊重别人，不管他们的肤色、信仰和观念是多么地不同。

自从16岁起，我就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只被同性吸引。我的同性恋倾向并没有让我觉得与女性讨厌与女性接近。我与某些女同学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却始终无法象其他男同学那样想追她们。

几年来我一直把这种情感埋藏在心底，没有对其他人有过任何吐露，但这种隐瞒最终给我带来了太大的压力，于是我终于向母亲道出了心思，令我心慰的是，她的反应非常平静。

“我的孩子，”她对我说，“没有人能够让你在这方面脱胎换骨，所以你要珍惜生命。如果你只能从男人那里获得幸福，这丝毫没有说明你在哪一方面比别人差。找一个持久的伴侣，千万不要与坏人为伍。记住，不管发生了什么，你永远是我的孩子，永远可以回到我的怀抱。”

母亲的这番话使我如释重负。从那以后，我的心和她贴得更近了。

在大学里，我结识了一些同类的朋友。自从奥地利被并入德国后，一些第三帝国的学生也开始加入我们这个小圈子。这时我认识了大我两岁的福莱德。英俊健壮的他和我一见钟情，我们经常一起为将来作打算，希望能够两情相守，永不分离。

1939年的一个星期五下午，一个穿皮衣的人来到我家，要求我于两点钟去盖世太保总部回答一些问题。母亲似乎预料到了不祥，她在道别时紧紧地抱住我，反复说道：“你要小心，孩子，一定要小心！”

这一分别就是六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父亲。后来我得知，我被捕后父亲多次向政府陈词请愿，要求把我释放，但总是遭到拒绝。他甚至因为我的入狱而被迫离休，最后终于积郁难平，于一九四二年自杀。他在临死前留下的便条上写道：“我再也不能忍受同事、邻居和其他认识的人的讥笑。请原谅我，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儿子！”

在盖世太保总部，我被带入一间审讯室，接受一位医生的盘问。经过一段短暂的沉默后，医生突然问我：“你是个同性恋者，承认吗？”

“不，我不是。”我感到震惊他竟然问出了这个最令我害怕的问题。

“别跟我装蒜，看看这个！”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你认识他吧？你们在一起干过肮脏事，是吗？”

照片上是我和福莱德挽着肩。我觉得五雷轰顶，浑身颤抖，只知茫然地摇头。在此刻，我所珍视的与福莱德的亲情和我们对未来的幻想，在一片质问声中已完全化为乌有。

医生把照片翻过来，只见背面写着“以永恒的爱与最深的情──致我的朋友福莱德”，并有我的签名。这是我于1938年圣诞节给福莱德的。

“是你的手迹与签字吗？”医生问。

我点了点头，眼泪簌簌而下。

“在这里签个字吧。”医生递给我一张文书。待我签完了名，他对卫兵说：“把他带出去！”

我被带到了拘留所。当我要求给母亲打个电话时，卫兵说：“她很快就会知道你再也回不了家了。”

随后我被迫接受了一次裸体体检，以确保我没有带任何器械。为了以防我自杀，我的鞋带和皮带都被收走。

那一夜我被关入一间禁闭室里。当时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是个抢劫犯，另一人因专门诱骗寡妇而被捕。他们问我是由于什么原因进来，我当然闭口不提，但幸灾乐祸的卫兵却将我被捕的原因和盘托出。

当这两位知道我是个同性恋者时，开始对我动手动脚，我对此愤然拒绝。他们气急败坏，于是骂出了各种难听的话，言下之意是：虽然他们有过不良行为，但起码还是“正常人”，我这种“畜生”根本不配与他们关在一起。他们虽然这么骂，在当天夜里却一起发生了关系，全然不顾我在场。

两个星期后我接受了审判，判决是“因触犯第175条而判监禁六个月”。福莱德的名字从来没有在审判中被提及，而只是以“另一位被告”而代之。由于他父亲在高层进行了运作，他被列为“神志不清”而免于审判。后来我又得知，福莱德的父亲为了不让我继续成为麻烦，通过内部作出决定，使我永陷牢狱。

我被关入维也纳监狱，并从事洗涤犯人的衣服的任务。在这期间我结识了很多被关押的犹太人和抵抗运动者。亲眼目睹他们的境遇，使我变得成熟，变得坚强，使我能够面对漫长的牢狱生涯。虽然我当时对他们所犯的“罪”不甚了之，但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想问：我究竟犯了什么罪？难道爱上另一个男人就对社会有害吗？法律是人定的，但当那些人把我们这种爱斥为非法时，他们是不是为了压抑自己心头的这种欲望呢？

当我即将服满六个月的刑期时，我被转入了集中营。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从监狱到集中营有着几天的路程。运送我们这些犯人的火车后面拖的是一节节狭小的车厢，与我同一车厢的是两名因犯了抢劫杀人罪而被逮捕的罪犯。他们对自己的犯罪历史津津乐道，但当得知我是因为触犯了第175条而被逮捕时，对我表示出极大的傲慢，因为在他们看来，虽然他们受到社会的谴责，但起码还属“正常”人。在运送的几天内，我每天在他们的拳脚相加之下，被迫对他们进行口淫。在他们看来，同性恋者只是一种性的动物，因此我肯定也从中得到了满足。他们全然不知，同性恋者也是具有丰富情感的人，我们的性爱也必须有感情的投入才能使自己得到满足。

到了集中营后，犯人因犯罪性质的不同而在囚服上佩戴不同颜色的倒三角图案：犹太人佩戴黄色三角，政治犯（主要是共产党人）佩戴红色三角，普通刑事犯佩戴绿色三角，耶和华的见证人（一个小型的基督教会）佩戴紫色三角，外籍民佩戴蓝色三角，吉普赛人佩戴棕色三角。同性恋囚犯佩戴粉红三角，而且图案比其他囚犯的大两至三厘米，使别人能够远远地认出。

在各类囚犯中，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同性恋囚犯所受的欺压最为严重，因为这三类人往往被视为沾污了德意志血统。监狱管理除了党卫军外，最低等级的管头一般从犯人中抽出，但这个位置永远也轮不到犹太人或同性恋者。但即使在最低等级的囚犯中，同性恋囚犯仍然是被看成“残渣中的残渣”，因为在其他囚犯眼里，我们连起码的做人的权利都不配拥有。

抵达集中营时，卫兵用棍子赶打着我们到营房前的空地上，准备集合。我们立正后，卫兵开始点名。点到我的名字时，我应了声，并说明自己是因为触犯了第175条而被捕。卫兵一听说这个，就叫道：“你这个臭鸡奸犯，过来，你这个操屁股眼的！”后面的卫兵立刻就朝我狠踢了几脚，我身体不支，磕向站在前面的卫兵，但他马上朝我的脸左右开弓，我被击倒在地上。但我还是马上挣扎着站了起来，但前面那位卫兵急步过来，抬起膝盖朝我的阴部狠踢，我嘶叫着又倒在地上。

“快站起来，不然你会被打得粉碎的！”站在一边的一名管头说。

我的脸仍扭曲着，但还是站了起来。卫兵恶狠狠地看着我说：“这是你的入场券，你这个维也纳的臭猪，这下你知道谁来管你啦。”

接下来是淋浴。当时是天寒地冻的一月份，但我们必须早早地脱光衣服，在外面站立了好长时间。卫兵来回巡视着我们，不时地用皮靴踩我们的脚，谁要是呻吟起来，他就用皮鞭柄狠捅。

我们终于进了浴室，淋浴完毕换上了囚服，然后被带到囚室。我们这侧的囚室关的都是同性恋囚犯，大约有250人。为了以防我们夜里互相亲热或者手淫，我们睡觉时必须开着灯，并穿着裤子，手也必须放在被子外面。卫兵总会来检查，谁要是违反规定，就会被带到门外，在头上浇上冷水，在冰冻中站立一个小时。很少有人能够熬过这种惩罚。

第二天的开场劳动在于“压压新来犯人的气”。开始时我们用推车把雪从街的左边扫运到右边，在下午再把雪从右边扫运到左边，纯粹是无用功。然而，为了惩罚我们这些同性恋者，卫兵想出了一个更绝的办法。

我们被迫把大衣反穿，使有纽扣的这边穿在身后。用手来铲起雪后，我们必须撂起穿在前面的大衣后部，用它来盛雪。这样我们把雪从街道的左边送到右边，再从右边送回到左边。我们的手都冻冰了，而且皮肤破裂后出了血。后来我从其他囚犯那里听说，他们曾在夏天被迫用同样的方法来盛沙子和土。



●死亡之井

正式的劳动是采石。在冬天，我们必须忍受寒冷，夏天则必须忍受炎热。运石的推车在轨上急速运行，一不小心就会撞到人。由普通刑事犯担任的管头对我们更是皮鞭有加，因为卫兵要求他们对我们严加管束，不然他们自己也有麻烦。很多囚犯因体力不支而死亡；有的囚犯禁受不起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管头的虐待，故意让推车轧伤自己的手或脚，这样就可以被送入病区而免于劳作，但在病区里，他们又被迫成为医学试验的对象。

在我住的囚房里，大约有180名囚犯。他们当中有工人和店员，有商人和技匠，有音乐家和艺术家，也有教授和神职人员。在入狱以前，个个都是体面的公民，都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同性而被捕。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骚扰过孩童和青少年（而普通刑事犯中则有这样的人）。

我想问，同性恋者对社会究竟构成什么危害呢？

在囚犯中有一位25岁的年轻人，但卫兵的频繁虐待使人几乎看不清他原来长什么样。他既是犹太人，又是同性恋者，在粉红三角下又佩戴着黄色三角，组成了象征以色列的“大卫之星”。他的双重身份使他经受了双重折磨。他的父母在同意让纳粹“托管”财产后马上被灭掉，但他自己在瑞士和葡萄牙仍有大批财产。纳粹听说到这个后，对他更是“善待”。白天当苦力后，晚上他还被单独拉出，经受一番拳打脚踢，然后被浇上冷水，在寒冬中跪立在室外。纳粹希望这番折磨可以使他在有关文件上签字，这样他们就能够掠取到他在国外的资产。他也很明白纳粹的意图，坚持说他只能到了瑞士后才会签署有关文件。最后他终于被送走了，我希望他在瑞士的律师为他妥善安排了一切，虽然这种想法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1940年2月，一位来自苏台德的60岁的牧师被送入我们的囚房。当卫兵在浴里发现他遗忘的剃刀和削发时（削发为教士的礼仪之一）时，他惨遭了一番毒打。当次日早上他被送回囚房，我们看到他的头上已经破裂，脸色惨白。他坐在凳子上，默默地祷告：“人总是好的，因为他们是上帝创造的。”

管头肯定把他的这番祷告告诉了卫兵，因为过了一会，卫兵就冲了进来，对他又是一番拳打脚踢，并叫喊着：“我们让你祷告，你这个操屁股眼的！”

牧师一声不响地经受着这番拷打，几次昏死过去后马上被摇醒，重新接受打骂。最后卫兵终于打累了，骂着出了门。

我们把牧师抬到床上，他试图抬手致谢，但毫无力气，我们只是从他蠕动的双唇里依稀听出“谢谢”。

他躺在床上，挣开着双目，我凝视着他，犹如看到了上了刑架的耶稣。

第二天，我们必须抬着他接受立队检查。他对周围的一切已经表示不出一点知觉。

“你站不起来吗，你这个臭猪！”卫兵叫喊着，就冲过来试图开打。

这时发生了一个我至今仍无法搞明白的奇迹。本来阴沉的天空这时突然透出一丝阳光，而这丝阳光刚好照在牧师的脸上，使那张因久受折磨而变形的脸显出灿烂的金色。

在场的人一片寂静。卫兵本来已经举起的带着鞭子慢慢地放了下去，一言不发走到了我们队列的末尾。

牧师微微点了点头，用虚弱的声音说：“主，感谢你……看来我的时辰到了。”

晚上列队时，我们仍然抬着他，但这时他的呼吸已经停止。

四月的一天，我被点名份配到另一个采石场劳动。起初我感到非常兴奋，以为自己可以摆脱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艰苦环境，但一到新的采石场，我的兴奋感顿时消失。除了同样艰苦的劳动外，这里还是纳粹士兵练靶的场所。士兵们似乎更有兴趣把我们这些囚犯当靶子，尤其是犹太人和同性恋囚犯，那更是死有余辜。我们在来回运送土料时，总是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成为枪弹的活靶子。我每天都看到几个同伴因为受枪击致死，受伤的则更多。

过了两天，一位由普通刑事犯担任的管头向我提出一项交易：如果我愿意做他的“床奴”，满足他的性欲，他就可以设法让我免受枪弹的袭击，并可以把轻松的活分配给我，另外还可以多给我食品。

我没多加思索就同意了这项交易。在这种危难万重的环境下，生存成了我的首要考虑。



●弗罗森伯格集中营

不久我随同一百名囚犯被遣送到离捷克边境不远的弗罗森伯格集中营。那里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样艰苦。集中营里的管头都由普通刑事犯担任。一位管头瞄上了我，我从此成了他的“床奴”。我对别人闭口不谈这段私情，管头因此对我很满意。在狱中他一直对我有所照顾，成了我的保护伞，曾大约十次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回，并且分配给我最轻的活干──定时清点囚服并负责洗涤，我至今仍对他深怀感激。

有人告诉我，负责我们这排囚房的军士很严厉，动辄就处罚人，而且从来没有好脸色。在我们到达时，他想记录我们每人的入狱原因。当点到我的名字时，他抬头看了我一下。我们两人的目光相视时，我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默契。从那以后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但我经常感觉到他注视着我。有一次我在他面前忘了脱帽，一名卫兵狠踢了我一下，军士对他呵斥道：“你放了他！”

当下士低声下气地离开时，我看到军士表情严肃地注视着我，然后转身进了办公室。从那以后我仍然看到他老是偷偷地望着我。虽然我从来没与其他囚犯谈起他的这些举止，但我心里明白他与我们这些戴粉红三角的囚犯是同一类人。虽然他试图用刑罚来掩饰自己的心向，但每当我们这些同性恋囚犯遭打时，他总是不想在场。后来听说他志愿去了俄国战场，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弗罗森伯格集中营的囚犯全部在采石场劳动。除了艰苦的劳作以外，囚犯们还成为纳粹士兵们“消遣品”。集中营铁丝网之前五英尺距离规定为卫兵的射程，哪位囚犯走入了这五英尺之内就被会看作企图越狱而被击毙。每击毙一名犯人，卫兵可以得到三天休假，因此他们更是想方设法让犯人走近铁丝网。有一回卫兵揪住一名带粉红三角的同性恋囚犯，把后者的帽子扔到铁丝网前，强迫他去拣。这位囚犯知道走向那里会引来的后果，所以坚决不动步，于是卫兵用枪托和皮靴把他一步步逼入射程内，然后开枪打死了他。当那位囚犯在铁丝网前瘫倒时，在守望塔上的士兵鼓掌喝彩起来。

集中营里最常见的惩罚是“骑马”。所谓的“马”就是一条凳子，囚犯的身子伏在凳子上，手脚与凳脚相绑，动弹不得，然后接受鞭子或棍子的抽打。每打一下，囚犯必须报数，如果报错了数，那么就要重新接受抽打。

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有一位来自捷克的35岁的歌唱家。有一次他被捆绑在“马”上，准备接受刑罚。我们这些囚犯也必须在场旁观。

有一位下士因为抽打极狠而出名，而他又最痛恨佩戴粉红三角的囚犯。当他第一鞭抽下去的时候，那位捷克人的皮肉就绽开了花，鲜血直往下滴。他痛苦地高声嘶叫起来，但由于报错了数而受到了加倍惩罚。我看到每一鞭下去，他皮肉的裂痕就有一厘米宽，但那位下士似乎越打越起劲。

我不忍观看这幅惨象，于是就把目光稍稍移往到别处。这时我看到在场的一位指挥官正把右手插在裤袋里面，一起一伏地蠕动，分明在隐隐地手淫。每当皮鞭落下，囚犯叫喊起来时，他的眼里就冒出一阵兴奋。看来这种折磨带给他很大的快感。当他得到满足后，就转身走开了。

我曾经目睹过至少三十场这样的刑罚，而每次那位指挥官总是在场，让下属执鞭，自己则把手伸入裤内做取乐。



●吉普赛管头

集中营里时而会有一些外国或国际组织来访。为了装点门面，集中营的总指挥计划让囚犯成立一个乐队。同性恋囚犯中有一些人原来是音乐工作者，因此就被挑选进了乐队。那位捷克人虽然好久没有歌唱，但经过几次练声，嗓音已经有所恢复，可以登台演出了。

有一次我们在指挥官和士兵面前表演莫里克的轻歌剧《学生乞丐》中的唱段。当捷克人刚唱出“那波兰姑娘真漂亮……”，指挥官马上打断了他：“我们已经征服了波兰，不许歌颂被征服国家的人，只有德国女人才是美丽动人的！”

每当瑞典和芬兰的红十字会来访时，我们就必须在空地上演奏轻快的曲子，但来访者只能从远处的守望台上看着我们，他们从来不会被带往犹太人的囚房，因为纳粹不想让他们看到犹太人被活活饿死的惨象。

不久我的管头情人被调往了另一厢囚房，我与他也必须分手，但此时我已经对他有所依恋。他走后，另外三名管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最后被一位匈牙利吉普赛囚犯所拥有。

这位吉普赛人大约三十岁，身材高挑，长相英俊，而且保养得很好。相处了几天后，他就开始为我神魂颠倒，并竭力满足我的一切要求。

由于新来的囚犯都必须受淋浴，因此当他们脱下衣服后，纳粹卫兵就试图从囚犯的衣服里找出一些缝在布内的钱或珠宝等物。由于怕上司看见，他们总是很匆匆地搜完了事。管头们则跟着进行第二轮搜刮，而且也往往会有所获得。他们把获取的钱财与我的吉普赛管头作交易，获得一些诸如面包和香烟等物，他的这些门道连纳粹士兵都略有所知，并且会对他有所要求，因此他在集中营还有一些地位。

1941年2月底的一天，我透过工作间的窗子看到一辆警车停在集中营门前。在几名卫兵的护送下，一位纳粹军官和一名打扮入时的小姐从车里走了出来。我开始以为他们是来视察集中营的，但马上看到两人分别被关入了为“显贵”囚犯所设的单人囚室。后来我得知，那位“小姐”原来是一位高级官员的公子，而那位男士则是名刚从前线回来休假的军官。他们在歌剧院的包厢里互相亲热时被党卫军抓获。根据党卫军首领席姆勒的专门指示，他俩不经审判就关入集中营，并不得与其他犯人接触。

吉普赛管头对那位“小姐”所戴的珠宝甚感兴趣，他们之间似乎颇有一些交易。虽然“小姐”的父亲经常寄钱来，使他免受饥饿之苦，但终日被关在单人囚室，不得与人交流，这本身就是莫大的折磨。后来集中营于1945年被解放时，我听说他俩在混乱中换上了平民的服装而逃跑掉了。



●“灰尘包”指挥官

集中营换了位指挥官。新来的这位几乎没有什么教养，但却有一样嗜好，即每天来我们的囚房检查，看看各处有没有灰尘。他甚至会趴在地上，钻入我们的床底下来找寻灰尘。他几乎每次都能够得逞，因此囚犯们遭罪不少，然而他也因此落了个“灰尘包”的外号，以至连纳粹卫兵都知道了，并在背后开着他的玩笑。除此以外，他在点名时，我们必须回答“我是屁精ＸＸＸＸ号”。他的这种“乡巴佬”式的作风连一些卫兵都瞧不起他。

有一回有人向他告密说，掌管厨房的囚犯在私下煮烧食物，并把食物卖给管头。“灰尘包”一听说这个，就开始密切注视厨房。有一天晚上他果然在锅里发现了三十个饺子。次日他在巡视囚犯列队时气急败坏地大叫大嚷，非要揪出是谁干的。总指挥官要求他出示那三十个饺子，他于是奔到厨房，但此时锅里剩的却是三个同饺子一般大小
的石子。这下他因大伤脸面而恼羞成怒，但总指挥早就看他不入眼，于是训斥他下回叫嚷前一定要出示证据。

“灰尘包”对此耿耿于怀。有一回我从工作间出来想伸伸腿，没想到“灰尘包”正在往里走，我于是差点儿撞着他。他于是坚持说我是故意想撞倒他。

我被反吊起来，准备接受刑鞭。这时我的前位管头情人正好经过。看到这幅情形，脸上露出不快，急步走入卫兵的房间。不久就有人出来，替我松了绑，并对我说：“这回算你拣了便宜，下回千万不要再落入‘灰尘包’的手里。”我心里知道因为很多人有求于我的前位管头情人，所以他给我解了围。

不久我的吉普赛情人和他的所属被派往沃斯堡的采石场劳动。为了避免让我受“灰尘包”的欺凌，他四处运作，终于把我也带在身边。

采石场旁边有一个修道院，所有的军官士兵以及囚犯都在那里吃饭。管头把我安排在厨房，帮助修女们准备饭餐。修女们对我们这些囚犯都很友善。由于我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庭，因此会吟唱不少赞美诗，所以与她们很谈得来。我告诉了她们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犹太人的苦难，同性恋囚犯所受的折磨，同是天主教徒的吉普赛人也同样遭罪，等等。听着我的叙述，她们惊愕得目瞪口呆。她们简直不敢相信在第三帝国的堂皇之下，竟掩盖着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

那天中午，当囚犯们来到修道院吃中饭时，他们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当我们进入房间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们本来只允许蹲着用铁盆吃饭，但此时桌上放的却是洁白的桌布，晶亮的磁盘上画有金色的图案，盘子旁放着洁净的银器。除了这些，桌上的花瓶里还插着刚采来的鲜花。在烛光的映照下，房间里所有的一切辉煌得如同宫廷里的婚宴。

修女们让我们坐下来，给我们端上了汤。经过了多年在集中里的折磨，我们第一次吃到这样精美的饭菜。喝完汤后，端上来的是刚出炉的面包与美味的烤肉，并伴有土豆泥与汤料。我们每人兴奋得象个孩子，激动得双唇颤抖，不知如何表达对修女们的感激，只有眼泪簌簌而下。

坐在隔壁房间里的纳粹军官与士兵全然不知道，我们这群囚犯现在正在享受与他们一样精美的饭菜。但当我们吃到一半时，一位军士突然进来。看到我们所受的善待，他感到非常吃惊与愤怒，命令修女们不许再款待我们。从此我们被赶往厨房，拿着铁盆吃饭，但起码还有可以坐在桌前。修女们对我们非常同情，总是给我们准备足够的饭菜，有的还偷偷地把香烟塞给我们。那顿午餐很快在集中营的其它囚房里传开了，我们甚至在以后的岁月里都对此抱有很深很美好的回忆。



●火刑

集中营里戴红色三角的政治犯负责管理电台，因此从他们那里我们得知了一些发生在外部世界的事，比如德国入侵苏联，以及其它各地对德军的抵抗等。

1941年6月底的一天，我们被告知呆在囚房里，不许外出，也不许向外望，违者将立即被击毙。开始时，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到了晚上，大约一百多名的俄国战俘被押进了集中营，过不久我们又听到了一阵枪声──那些俄国战俘都被枪毙了。

在以后的几天内，每天都有俄国战俘被带进来，当晚就受枪决。尸体之多使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流过集中营的水溪。这条水溪流往当地的一个湖泊，使湖泊的水也被染成了红色，在夏天散发出气味。居民们通过市长向集中营抗议水源受到污染，指挥官于是采取了另一种方法来处决战俘：俘虏被带到集中营火烧场旁边的一个等候室，然后命令脱掉衣服接受体检。医生让一名说俄语的助手（从战俘里选出）解释说要给他注射霍乱与痢疾的预防针。但真正注射到战俘身上的却是氢气，这样马上使他们致死。战俘死后立刻被拖入隔壁的火烧场，那里的尸体已经堆积如山，以作最后的焚烧。

后来仍有战俘不断地被带进来。因为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所以也没有必要把我们关在囚房里。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被送往火烧场的尸体里不仅有俄国人，而且有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

医生最后终于受不了主持这场“医学实验”，于是自愿申请去了前线。那位说俄语的助手几次要求卸任，但总是只讨到一顿打，最后他上吊自杀。

新来的医生杀招更绝，他索性往战俘身上注射空气，同样致使他们死亡。为了驱使囚犯有效地运送和焚烧尸体，他们往往要被事先灌以酒精。火与烟的熏灼会使一些战俘苏醒过来，他们呛着试图从火堆里爬出，伸出手求救，但很快被重新丢入火里活活烧死。这一切都是在纳粹卫兵的监督下进行，而他们却自称是“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

集中营里新来了一名军士，他残暴成性，对我们这些同性恋囚犯更是咬牙切齿。为了羞辱我们，每次点名他都要我们站得笔直；如果哪位稍稍弯了下腰，他就会拿棍子狠抽囚犯的脸，很多人因此被打掉了牙齿。当他得知我来自奥地利时，就无缘无故地把我打翻在地，并命令将我关三天禁闭，不得吃饭，不得喝水。

在相好管头的暗中运作下，我被关入了单人禁闭室。这个禁闭室还不算太差，至少还可以通过缝隙看看外面，但我在这里看到的一项酷刑却超过了任何一项我所见过的惨不忍睹的折磨。

一位来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佩戴粉红三角标记的同性恋囚犯被剥光了衣服后，反吊起来。两三个卫兵等着好戏开场。

第一场游戏是用鹅毛来撩这名囚犯的脚底、阴部、胳肢窝和其他部位。开始时这位囚犯强忍着不出声，虽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后来他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但这笑声马上转成了痛苦的呜咽。他摇晃着身体试图挣扎，手脚上的镣铐噌噌作响。玩完这道游戏，卫兵让他在那里晾了一会，这时我看到他眼泪簌簌而下。

过了一会，一名管头拿进来两个铁碗，一碗里装着沸水，另一碗装着冷水。“现在我们要来煮一下你的球，你这个恶心的鸡奸犯。你很快会感到暖和的。”他冷笑着说，同时把盛有沸水的碗放在犯的两腿之间，把他的阴囊浸入沸水中。这突来的灼热使囚犯声嘶力竭地嚎叫起来，身体剧烈地抽搐着，试图把阴部从碗里抽走，但因手脚都被捆绑而无能为力……这时卫兵拿起另一碗水，把囚犯的阴囊浸入冷水中。这一热一冷，使囚犯又嘶喊起来。他这样反复被折腾了几次，直到昏死过去，但卫兵马上用冷水把他泼醒，重复这场折磨。在这期间，卫兵们有说有笑地喝着酒，个个变得醉醺醺。

“这个操屁股眼的，他等这个一定等不及了。”卫兵说着，拿起房间里的一把扫帚，一下子把扫柄插入犯人的肛门内。已昏死过去的囚犯虽然一下子被惊醒，身体急剧地抽搐着，但已无力尖叫，只能痛苦地呻吟。

最后这个囚犯被放了下来，此时他已经无力动弹，全身瘫倒在地。一个卫兵用皮靴狠踢了他一下，囚犯的身子微微动了动。“这小子居然还活着？”卫兵说着，拿起房间里的木凳，朝着他的脑袋就砸下去。这回他总算一命呜呼了。

我一直捂着嘴眼观这场折磨，但当纳粹士兵离去时，我终于忍不住地大叫起来：“畜生，你们这些畜生！”多年来的积愤终于一腔迸出。

管头马上跑过来。“快住嘴！你不要命了？”他说道，然后抱着我，让我平静下来。

圣诞节到了。纳粹士兵在集中营里竖起了一棵十米高的圣诞树。虽然这并不是为我们这些囚犯装设的，但一看到那棵圣诞树，我们就不禁谈起了以前与家人一起过圣诞节的美好情形。

12月23日夜里，一些俄国战俘试图越狱逃跑，结果被抓获。一些战俘马上被枪毙，另外一些于次日早上被绞死。为了以示对其他囚犯的警告，一切处决都在圣诞树旁边执行，绞死的战俘被挂在横在圣诞树旁边的木柱上，以作“点缀”，而纳粹卫兵则安然无事地唱起了“圣诞树，圣诞树，你的枝叶是多么葱绿……”

这幅惨象一直萦绕着我心头。以后我每次在圣诞节听到赞美诗时──不管这些歌曲是多么优美──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弗罗森伯格集中营里的那次圣诞节，特别是挂在圣诞树旁边的那些用来“点缀”的尸体。



●粉红三角管头

1942年初，集中营开始从事制造飞机零件。指导我们这些犯人劳动的是一些外来的平民。起初平民们对我们这些囚犯非常冷淡，但后来得知德军攻打斯大林格勒失败，他们也意识到德国战争机器已经开始不灵，于是开始对我们表示出一定的友好。

当时在狱中的囚犯包括许多来自俄国、乌克兰、波兰和荷兰的战俘。本来只应容纳1000人的集中营这已经下塞进了18000人，而德国囚犯的比例则相应地占得很少。语言不通给监狱管理带来了莫大的困难，而同时德国囚犯也相应地显得宝贵起来。同性恋囚犯甚至被允诺，如果表现良好，我们还会有出狱的希望。

在这种情势下，我被任命为管头，这是同性恋囚犯第一次担任此职，无疑令许多其他囚犯，特别是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感到愤愤不平。

我当时负责清点零件。我手下都是些外籍囚犯，为了克服语言不通引起的困难，我将每件零件做了简单的标号，这样属下就能毫无困难地把它们归类。这个有效的方法很快在狱中传开，连纳粹指挥都表示出赞许。

在工作中我从来不打骂这些囚犯，因此很快获得了好名声。“你是个好同志，既不打人，也不骂人，总是那么好。”一些俄国囚犯经常对我这样说。

由于我的好名声，其他管头试图把他们的“床奴”塞到我的工作间。为了讨好我，他们经常对我施以贿赂，而我也总是给予善意回应。

现在我手头算是有了一点点实权，因此再也用不着依附任何管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与一名２６岁的带粉红三角的德国同性恋囚犯发生了恋爱关系。这份劳狱爱情曾带给我无比的欢乐。我的情人曾在军队服役，但回乡休假时被发现与一名男士在厕所里亲热，因此受到了逮捕。

一天夜里我带着属下回囚房，看到“灰尘包”正站在门口。我们按规定必须向他报到，于是我说：“分队报到，一名管头与二十七名属下。”

“灰尘包”拦住我们，他用棍子捅着我的肚子说：“鸡奸犯当管头，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于是他又开始巡视其他属下，并咬定我肯定与其中的一些人有染。我矢口否认，属下们也拼命摇头，表示没有此事。“灰尘包”捞不到什么，于是就下令要我每次报到时，必须喊“屁精分队报到，一名管头与二十七名属下”。

在此后的几天内我被迫用这个词句报到，这倒是惹乐了一些卫兵，有人在我们离去时还打趣说：“祝你们玩个痛快！”

有一天夜里回来时，我看到了集中营总指挥官在不远处巡视，于是我故意大声喊到：“屁精分队报到，一名管头与二十七名属下。”

这招果然灵，总指挥急步走了过来，质问我说：“谁让你这么报到的？你懂不懂规矩？”

我当然不会告诉他这是“灰尘包”下的令，不然我的麻烦不会小。于是他就问其他的士兵，得知了真相。他过来告诉我，以后必须用正规的方式报到。

第二天我见到“灰尘包”时，他一脸恼怒，显然他在总指挥官那里挨了顿训斥。他想知道是不是我告的状，我表示否认，于是他又问其他士兵，方确信与我无关。“我料这班鸡奸犯也不会有这个胆量。”他恨恨地说。

从那以后，“灰尘包”对我的敌意有所减弱，但我还是时刻提防不与他撞上，特别是当我走出工作间时。



●“矫正”同性恋／空袭

1943年夏天，在席姆勒的授意下，弗罗森伯格集中营里开设了妓院。此事顿时成了热闹的话题。普通刑事犯和吉普赛囚犯对此兴致勃勃，政治犯则表示反对，并认为这是纳粹只是为了掩盖战争失败的真相，耶和华的见证人则出于宗教原因而拒绝造访妓院。

其实，席姆勒的本意是要我们这些同性恋囚犯通过与妓女性交，使我们的性倾向得到“矫正”。“灰尘包”与他的属下在妓女接客的房间里凿了洞，以观看囚犯的做爱过程。后来我得知，这种窥淫行为也是席姆勒的命令之一，因为如果哪位同性恋囚犯的性倾向被确定受到了“矫正”，他就被送往前线作战。“灰尘包”专门下令，要求我每周与妓女至少性交一次。然而，每次当妓女伸开大腿时，我就性欲全失。与其说是“矫正”同性恋，不如说这场经历反而巩固了我的同性恋倾向。现在还有人提倡让同性恋者与异性性交和结婚，可以治愈同性恋，真是和纳粹一般愚蠢无知。

这些妓女是从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里运来的女犯，都是吉普赛人和犹太人（纳粹是不会让同性恋者沾染德意志女人的）。她们被告知如果半年内表现良好，就会被释放。这些妓女每人平均每天要接客十至十五次，但半年期满后，却一个个被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处死，然后又会有另一车的妓女被运来。

1943年底，席姆勒又下了一道“矫正”同性恋的命令：同性恋囚犯如果接受阉割，并在狱中表现良好的话，就可以受到释放。许多佩戴粉红三角的囚犯听信了这个指令，因此自愿接受了阉割后，但释放的结局却是被送往俄国战场充当跑灰。

我当时拒绝接受阉割，但“灰尘包”却把的名字列入了送入前线的士兵名单，并说在枪弹也许可以扫掉我对男人的兴趣。得知这个决定后，我惊恐万分，赶紧央求其他管头帮忙。我的两位前相好为我出了不少力，他们向集中营管理者陈词说，工厂里如果少了我，零件清点就会出现混乱，这样会影响生产。过不久，上面来了指令，规定我必须留在集中营。这下不仅堵了“灰尘包”的嘴，而且让我在集中营里的地位有所上升。

我在弗罗森伯格的集中营算是幸运，因为我后来听说其它集中营为了减少关押人数，纷份把同性恋囚犯送进了毒气室。

1943年冬天开始，盟军开始了对德国的空袭。虽然囚犯们希望盟军获得胜利，以解脱我们的苦难，但炸弹不长眼，没准就落到了我们的囚房上。卫兵对轰炸也感到很惊慌，他们都不敢在自己的营房睡觉，反而躲在我们的囚房过夜。

1944年6月的一个晚上，集中营里传出谣言，说希特勒被暗杀了。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兴奋得连心都快迸出来了。但几天后，我就看到一些德国军官与士兵被押进了集中营──据说他们都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行动。这些人马上被注射空气后死亡，然后尸体被焚烧。

“灰尘包”召集了集中营的全体人员，作了次讲话。他谴责“国际犹太人和同性恋者组织”企图暗算“敬爱的元首”，推翻第三帝国。

听着这个讲话，我觉得很可笑，因为暗杀希特勒的策划者都是具有响当当的雅利安血统的德国军官，与犹太人何干？说到同性恋者，我还是第一此听人说我们的影响会有那么大。

集中营的军官和卫兵似乎都意识到了第三帝国的末日，于是他们对囚犯的态度也变得稍微友好了一些。当体罚某位囚犯时，他们往往关起门来，不再要求其他囚犯站着旁观。

为了进一步营造“和谐”气氛，总指挥官下令在集中营里举行足球赛和摔跤比赛，囚犯和卫兵都可以参加，但犹太人和同性恋囚犯被排除在外。他们认为犹太人根本不配与雅利安人同台竞技，而同性恋囚犯在比赛时只会对其他男人动手动脚。



●自由／归乡

1945年1月的一个星期天早上，我们被叫起来在空地上集合。总指挥官、各指挥和其他卫兵都全身披挂地出现。总指挥官说我们这些囚犯在集中营里的良好表现证明了我们仍然具有德意志血统，现在到了我们为德意志效劳的时候了。他说我们不再是集中营的囚犯，而将马上接受军事训练，以准备被派往前线。我们这些囚犯将组成“人狼”队，任务是捣乱盟军的后方。

我是奥地利人，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具有德意志血统。在集中营里经历了种种折磨之后，我难道有心思为这个压迫我多年的政权效命呢？

但一切不由我决定。我们还是被编入了队列，准备接受训练。有几名囚犯以为自己真的获得了自由，于是显出几分忘乎所以。纳粹卫兵马上枪毙了他们，对其他以示一个警告。

集中营里的火炉不停地在燃烧，纳粹不想留下任何有关他们罪恶的档案。除了囚犯的档案外，曾用来抽打我们的棍子和皮鞭等也被扔进火里，似乎这样做就能够掩盖他们的暴行。

1945年3月的一天，美国军队的坦克开到了集中营面前，德军卫兵一个个不见了踪影。我们些囚犯以为自由已经到来，都走出了囚房互相庆贺。被关在附近囚房的妓女也纷纷加入，吉普赛女子还跳起了欢快的民间舞。

好景不长，德军很快夺回了集中营，美军被击退了。但此时卫兵看到第三帝国的灭亡已近在眼前，所以不敢再对我们恶声恶气。他们甚至拿出证明他们善待我们的文件，要求我们签字，以便在战后躲过盟军的审查。许多卫兵还开始搜集平民和囚犯的衣服，以便在盟军到来时穿上，以求蒙混过关。

1945年4月20日，高音喇叭里传出要求我们在空地上集合的命令。这天是希特勒的生日，但我们意识到此番肯定不是为了庆祝元首的生日。

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被命令要求马上撤离集中营，步行去达豪集中营。如果谁想逃跑，就将被击毙。

一路上，有些囚犯因为体力不支而无法前行，于是卫兵就对他们横加打骂。在步行的几天内，不断有囚犯倒下死亡或被卫兵击毙。

我与另外五个来自奥地利的同性恋囚犯同行，一路上我们已经决定将抓住一切机会逃跑，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会成为卫兵枪下的牺牲品。

22日晚上，我们在查姆扎营过夜。次日我们醒来时，感到情况有些异样──卫兵都不见了。

我们肯定苏军或美军就在附近，不然那帮卫兵也不会逃得那么快，但我们还是害怕碰上德国卫兵或警察，因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抓起来。六个人小心翼翼地朝巴骚的方向行进。

奇怪的是，一路上我们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天暗时，我们来到一家农庄前，想借用一下谷仓过夜，但又不敢惊醒主人，因为怕他把我们转交给德军。我对同伴说，美军就在附近，所以农庄的主人不会那么不识时务地把我们交给德军，不然要是美军知道了，肯定会烧了他的房子。

大家很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们就找到农庄的厨房，请求主人的同意。主人很惊奇我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请求，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谷仓里过夜而无须向他请示。他为我们准备了很像样的饭菜，并且说我们可以在他的房子里过夜，但我们坚持说自己太脏，还是在谷仓里睡觉妥当。

第二天天还没有全亮，就传来了坦克开近的声音。我们起来出去想看个究竟。坦克上的人说着英文，当他们看到我们所穿的带蓝条的囚服时，就知道我们是集中营里的囚犯，于是就停了下来。

我当学生时曾学过英文，于是就上前说：“先生，我们是来自奥地利的被关入集中营的囚犯。我们请求你们的保护与帮助。”

坦克上的士兵听着就笑了起来，开始用带有浓重美国口音的德语说：“你们当中是不是有维也纳人？那就说德语好了，你这个傻瓜。”

其他的美军士兵也从坦克里钻出来，我们互相握了手。此时我们才感觉到了真正的解放，个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泪和欢笑融在一起。

美军士兵对我们很同情，给了我们很多香烟与巧克力，让我们一时享用不过来。他们中的一名上校出身于维也纳，全家在希特勒侵略奥地利前八天去了美国。他答应把我们送回奥地利。

因为还有些德军在负隅顽抗，所以我们在巴骚又呆了六天。期间上校吩咐下属好好照顾我们。我们也懂事地在厨房帮忙，与美军相处得很和谐，当然他们会不时地拿我们开些玩笑。

后来我终于回到了奥地利的土地上，先被送到了林茨。我马上给母亲去信，表示想尽快回维也纳。短短的四天后，我就收到了她的回信。她为我的幸存感到极大的欢欣，并同时告知我妹妹就住在林茨，因此我可以在她那里先呆一阵。当时去维也纳必须经过苏军控制区，所以母亲怕我迁移太匆忙会有所闪失。

我马上找到了妹妹的住处。对于我的来到，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在她那里住了四个星期，期间她给了我非常悉心的照顾。虽然我的体质有所恢复，但精神上的创伤很难愈合。每夜睡觉，我总是梦见自己又身陷集中营，一幅幅恐怖的惨象不断惊醒着我。我也从妹妹那里得知，父亲因为无法把我营救出来，加上忍受不了邻人和同事的讥笑，已经于三年前在绝望中自杀。

我从苏军那里得到必要的通行文件后，马上回到了维也纳。我和母亲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了好久，两人都泣不成声。经过六年的分别，我们终于又团聚了。六年来，她天天以泪洗面，不断地想到我可能已经被杀害。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一切的摆设仍保持着六年前我被纳粹带走时的模样，只有我和母亲都变了，父亲也不见了。我和母亲发誓再也不会分离。

我重新进入医学院念书，但巨大的精神创伤使我无法投入系统的学业。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起集中营里的恐怖情形，总是看到纳粹野兽折磨囚犯的野蛮行径。当我在课堂上听教授讲课时，我的思维也会游离，集中营的暴行与杀戮又会一幕幕地呈清b在我的眼前。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呆着时，总是禁不住想起一幅幅梦魇般灭绝人性的惨象。现在很多人说纳粹的暴行已经结束，因此我们不必追究过去，但对于我们这些亲临过这种暴行的受害者来说，这场经历将伴随着我们的一生一世。

民主政府拒绝了我的赔偿要求，因为他们认为我因同性恋被关入集中营是罪有应得，即使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我后来在商社谋到一职，虽然不是我喜欢的工作，但总算是衣食有靠。

我刚回家时，邻居对我这个从集中营里归来的同性恋者颇有一番风风语语，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打扰任何人，以前也没有闹出什么丑闻，所以他们也就没做什么追究，但他们从来没有对我的遭遇表示出多大的同情。起初我并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但后来我越来越受不了他们的傲慢与冷淡。虽然同性恋者现在可以在维也纳也过上体面的生活，但社会和周围的人对我们的歧视仍然象三十年和五十年前一样严重。人类文明的进步并没有使我们这群少数人的境遇有何改善。

我们同性恋者为什么仍然受着不人道的对待？为什么我们仍然被判刑，仍然被关入监狱，就象希特勒的时代一样？诚然，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还有人在拍有关同性恋的电影，但同性恋者仍然受到社会的鄙视与迫害。只有科学与人道才能教育人们正确地了解和理解同性恋，以结束对同性恋者的偏见。

只要晴朗的一天没有到来，我们同性恋者将永远只能活在社会的阴影里，永远享受不到做人的尊严。

虽然已经有成牍的文字记下了希特勒成百万犹太人的血腥，但很少有人知道有另一群少数人，他们仅仅因为喜爱同性而遭到同样的残杀。同性恋者和犹太人一样，都曾被纳粹看成是低劣的人种而应该被灭绝。

让我们不要忘却
那堆积如山的无名的尸体
那曾经没人听得见，也没人想听的呐喊


注：
1969年，同性恋在奥地利被非刑事化（即不再被列为犯罪），《戴粉红三角的人》于1972年发表。

谢谢小M~~
其实二战背景的同志电影和纪录片也看过几部的，不过我最期待还是你计划中的那个二战VO啊～～

[让我们不要忘却
那堆积如山的无名的尸体
那曾经没人听得见，也没人想听的呐喊]
想到了《米尔克》的片头。人类要做到宽容是多么困难啊！

同性恋有什么错啊？只不过喜欢一个人，那个人又恰好是同性罢了

我在学校图书馆看过一本类似的书
好象叫二战中的同性恋：不该被遗忘的人们
真的特别惨
跟所多玛的120天一样
让我又恐惧有恶心

http://read.dangdang.com/book_5010
非常详细

那個時候人們真的是完全喪失理智了。。。。
倖存下來的人背負沉痛，將人類的瘋狂與罪孽傳承下去。

讓人們面對過去的荒誕，不要再犯相同的錯誤。

即使到现在，这样的歧视依然存在。。。。。。
看着作者的叙述，真的为那时候的人们哀悼。
我也想问，同性恋究竟对这个社会怎么了？他们做错了什么？？？